• 曹魏前期文化政策的转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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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5-9-2
     作者:耿丽娟  来源:金田

      东汉末年,天下大乱,群豪并起。自汉武帝以来所确立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传统文化政策面临着挑战,各个军阀为了在纷乱的斗争环境中确立自己的地位,不得不顺应时势采取相应的政策。在曹魏前期,曹操采取了名法兼治、“唯才是举”的政策;曹丕、曹睿继位后,社会相对安定,继而重提儒家名教,尊儒重德。

      一、曹操文化政策的制定

      曹操文化政策的提出,有一个酝酿和完善的过程。曹操初任济南相时,“长吏多阿附贵戚,脏污狼藉,于是奏免其八。”可见曹操采取名法之治,首先是从选士方面着手的。由于官场腐朽黑暗,曹操得罪了权贵,不得不告病还乡,暂时中断了仕途,但这却为他以后用人政策的提出提供了宝贵经验。《论吏士行能令》(建安八年)曰:

     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,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。???ldquo;可与适道,未可与权”。管仲曰:“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,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,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。”未闻无能之人,不斗之士,并受禄赏,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。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,不赏不战之士;治平尚德行,有事赏功能。论者之言,一似管窥虎欤!

      实际上此令就是向东汉传统重儒思想挑衅的战斗檄文。用管仲“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,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,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”的观念,有力地批驳了“军吏虽有功能,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”的腐朽观念。这为他日后不久就提出“唯才是举”这么铿锵有力、振聋发聩而又成熟的思想准备了条件。这具体表现在曹操连续颁布的三次用人令中:建安十五年的“求贤令”、建安十九年的“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”和建安二十二年的“举贤勿拘品行令”。上述三次用人令中,曹操明确地排除了传统用人观中的几种限制。即:“有才能而负盗嫂受金之辱名者;有才能而年老者;有才能而为政敌者;有才能而不仁、不孝、不悌者;有才能而社会地位低下者。”这五种限制的排除,表明曹操“唯才是举”的重才思想已经达到了“轻德”的程度,因为在战争环境下,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所需人才。

      曹操三下求才令,唯才是举,不问德行,但一俟天下略安,“治平尚德行”的条件初步具备,他还是比较关注儒学和教育的发展的。曹操用人唯才是举,自然也不废儒士,对袁涣、何夔、高柔等儒士的建言,也是持“善其言”、“深纳焉”的态度。对地方官吏的循吏作风,曹操也是十分勉励的。曹操时,杨俊迁南阳太守,“宣德教,立学校,吏民称之。”邢颙被时人称曰“德行堂堂邢子昂”,曹操辟他为冀州从事,后“除行唐令,劝民农桑,风化大行。”曹操诸子高选官属,令曰:“侯家吏,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。”任嘏“累迁东郡、赵郡、河东太守,所在化行,有遗风余教。”东晋庾亮曾高度赞扬曹操道:“魏武帝于驰骛之时,以马上为家,逮于建安之末,风尘未弭,然犹留意远览,太学兴业,所谓颠沛必于是,真通才也。”这些事例很多,大多在官渡之战之后,因为此后,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,相对安定的局面在北方实现,因此,有必要把儒学的重建提上议事日程。

      二、魏文帝曹丕“德行并重”文化政策的提出

      曹操去世时,三国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,魏蜀吴处于相对的均势,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结束。外部环境的改变也使得统治思想转换,儒学开始进一步的复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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