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张昭政治地位之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之原因考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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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5-9-7
     作者:王永平

      张昭是孙吴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,其荣辱进退,颇多坎坷。究其原因,陈寿在《三国志》卷五二传末有“评”云:“张昭受遗辅佐,功勋克举,忠謇方直,动不为己;而以严见惮,以高见外,既不处宰相,又不登师保,从容闾巷,养老而已,以明(孙)权之不及策也。”陈寿以为张昭尽忠孙权,但“以严见惮,以高见外”,而不为孙权重用。

      所谓“严”,一般以为指昭性格严正,“高”指其品格高洁,应该说这一理解不误。不过,张昭之“严”与“高”,还有当时特定的世族阶层及其文化的背景和内涵。因此,张昭之进退绝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荣辱,而是关乎孙吴政治变迁之大局,其中颇多深意,值得深究。

      一、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

      张昭(155—236年)字子布,徐州彭城(今江苏徐州市)人。据《三国志》本传所载,昭自少博通经史,“与琅邪赵昱、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。弱冠察孝廉,不就,与朗论旧君讳事,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。刺史陶谦举茂才,不应,谦以为轻己,遂见拘执。昱倾身营救,方以得免。汉末大乱,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,昭皆南渡江。”可见,昭在北土便为徐地名士。

      昭避祸南下,正值孙策创业江东。孙吴立国,虽可追溯到孙坚,但实际上当以兴平、建安之际孙策返师江东为起点。不过,孙氏虽为吴郡富春人,但长期流落江北,并附逆袁术,故其南渡,遭到江东儒学世族的敌视与排斥,孙策则对江东大族严加杀戮,所依重者主要是随征的淮泗武人和江北文士。关于孙策谋谟之士,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策传》载策至江东,自领会稽太守,以“彭城张昭、广陵张绂、秦松、陈端等为谋主”,四人皆来自江北,其中尤以张昭地位最为突出。

      《张昭传》:“孙策创业,命昭为长史、抚军中郎将,升堂拜母,如比肩之旧,文武之事,一以委昭。昭每得北方±大夫书疏,专归美于昭,昭欲默而不宣则惧有私,宣之则恐非宜,进退不安。策闻之,欢笑日‘昔管仲相齐,一则仲父,二则仲父,而桓公为霸者宗。今子布贤,我能用之,其功名独不在我乎?”自兴平末至建安五年(195—200年),经过大约四五年的军事征服,孙策逐步消灭了东汉朝廷在江东的扬州刺史刘繇、会稽太守王朗、豫章太守华歆等人,奠定了孙氏割据江东的基业。在此过程中,关于张昭谋划之功,虽少有实例,但从孙策对其依重的程度看,他实际上成为汉末流寓江东人士的精神领袖,并在孙策平定江东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。

      当然,张昭一生政治地位最显赫的时期是孙策、孙权兄弟易位之际。建安五年,正当孙策粗定江东,意欲大展宏图之时,他被人刺伤而死。这一突发性事件给孙氏江东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机。谁来团结各方面力量,延续孙氏政权在江东的统治呢?策死前以弟权继位,并以张昭顾命。

      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策传》载策托孤之言:“中国方乱,夫以吴、越之众,足以观成败。公等善相吾弟!呼权佩以印绶,谓日:‘举江东之众,决机于两阵之间,与天下争衡,卿不如我;举贤任能,各尽其心,以保江东,我不如卿。”’这实际上是要张昭等人辅助孙权,改变武力征服的政策,起用儒学名士,“以保江东”。针对当时江东的局势,孙策安排的核心人物是张昭,策甚至说:“若仲谋不任事者,君便自取之。正复不克捷,缓步西归,亦无所虑。”这一方面表明当时江东局势十分严峻,孙氏政权有颠覆之虞,另一方面也表明孙策对张昭的信任,进一步确立他的核心地位,勉励他将孙氏政权延续下去。

      确实,孙权即位之初,江东形势十分严峻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权传》:“是时惟有会稽、吴郡、丹杨、豫章、庐陵,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,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,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,未有君臣之固。”同书《张昭传》注引《吴书》:“是时天下分裂,擅命者众。孙策莅事日浅,恩泽未洽,一旦倾陨,士民狼狈,颇有同异。”可见江东本土英豪多未臣服,而流寓人士则心存观望,叛乱与离异之事屡起,孙氏政权处于困境之中。以孙权的资历和声望,他是无力扭转这一危局的,一切都有赖于张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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